[16]我国民法通则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基于国企改革的背景，建立法人制度尤其是国企法人制度主要是为了实现法人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分离，实现国营企业自负盈亏。

[2]（P195—196）同时，作为交易的权利，也是有效的社会整合的必要手段。（三）福利权利、依赖与包容。

的确，权利能够被描述为反对政府的以及建立起来反对国家的一堵堵墙，但这只有当公共权威对于这些墙的建造和维持的不可缺少的贡献没有被不正当地忽视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而财产权利存在是因为财产的占有和使用是由法律来创造和规制的。[2]（P97—98）（二）权利不同于利益。这对于旧的权利和新的权利，罗斯福实行新政之前的权利和实行新政之后的权利，都是真实的。[2]（P168—169）换一句话说，当道德劝说的各种努力失败的时候，权利很可能会被作为替代品而产生。

这在财产权利保护方面特别重要。自罗斯福总统提出第二权利法案阐述了一系列新的属于福利性的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以来，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争论诸如获得住房、食物、医疗照顾、就业、社会保障等的福利权利是否应该属于宪法性权利，或者说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否应该保护这些福利性权利，这些最低限度的福利权利是否应该作为与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同等重要的权利来对待。[29]转引自[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人民的代表参加法庭，毫无疑问是民主的开端。司法执法文化，就是司法文化，也就是法院文化。所以，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等等的司法判决，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物议，就是因为有违反民族良俗的嫌疑。[18]杨丽艳：为中小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12月7日。

对整个国家而言，司法为解纷的最后环节，不得以他权超越司法来补充解纷。其实，法律文化，简单地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从整体来讲，法律文化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社会生活的强制性模式或曰一个国家之公共秩序的强制性体制。

我们的司法文化，应有意识地造就一种消极被动的形象。[3]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38期。而其所谓善就是文化或文明。[22][唐]马总《意林》引《慎子》佚文。

此外，近年在最高法院的推动下，很多地方法院学习国外的经验，试行社区或社团协助司法，试行社区矫正制度，都是为了扩大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参与，为了打造民主的司法文化。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认识。人类公共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维系纽带就是法律文化。本期特别策划以法院文化概念探讨为出发点，立足于反思现实中法院文化建设出现的问题，目的是讨论法院文化建设中何为可为之事，何为应为之事，以期勾勒出一条比较明确的法院文化建设路径。

相反，如果过多忌讳或隐秘之象，就会引起人们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深远来讲，就是实现正义。

简单说，司法体制或文化必须彰显公力，公力是秩序的基础和保障—要么是以力服人之力，要么是以德服人之力，要么是以理服人之力。司法文化所需要的文饰或伪，不管有形无形，都要靠一定的载体（有形、无形）来体现或展现。

四是要打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印象。因为要造就秩序，维护秩序，司法文化就应该给人连续而不轻变的印象，应该给人一切可预期预测的印象。法律文化由什么来构成？亦即法律文化这一事物归根结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觉得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第五，司法文化必须追求良俗性形象或印象。只有以公利为本质的秩序才有正当性，司法文化的最重要追求之一就是要防止以个人、家族、宗教、党派、集团的私利为公共秩序。[6]关于检察机关是否属于司法机关，以及我国检察权属性的争鸣，参见石少侠：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3期。

出于维护司法完整性、自洽性的考虑，我们不应在司法解纷程序终结之后，过于强调维稳地动用其他权力改变司法终局决定。进入 范忠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文化 。

第六，司法文化必须追求公开性、透明性形象或印象。其次我们可以从过程的角度定义法律文化。

这就是说，司法文化必须刻意彰显以公益公利为公共秩序的宗旨，彰显公共秩序的内涵无偏颇、无私利。所谓法律设施，就是所有为创制和实施法律所必须的机构设置。

对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而言，最大的大局就是严格依法办事。所谓威权性就是一种使人不得不服从的力量，一种使人莫可得而违之的力量。[9]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未审先判式的公捕公判大会则是畸形公开性司法文化，更不可取。

如周代中国的三刺三宥三赦程序，[12]以及甘棠决事、斋居决事之类的程序，古代中国的听讼回避、刑前斋戒、断屠月或禁刑日、亲故辞决及临刑酒饭、市朝行刑制等一系列司法程序，都特别意在表达一种不枉不纵、天人感应、仁者之刑的司法文化。不过在中国，最要紧是将司法机关现在所受的比较泛滥的法外干预尽量从体制上制止，尽可能将应有的制约制衡方式法律化、体制化。

前者是司法公权力行使或活动的目标追求本身，后者是司法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如何有助于那些目标追求实现。于是在当下，总结经验是一方面，理论探讨也非常重要。

司法人员的个人形象体现一定的司法文化。对法院而言，一事不再理，一罪不两罚，追诉有时效，行刑有时效。

其实不然，因为文饰不一定就是物质的、有形体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的。我们经常见到《人民法院报》报道地方法院如何积极深入企业找案件，帮企业诊断问题，为当地企业保驾护航云云，[18]这种主动积极必然损害法院的独立公正形象。行政执法是在尚未产生纠纷时主动适用法律。仅仅体现这两个目标的司法文化，还不算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文化。

民主的司法，必须尽可能造成人民参与的形象或印象，这种有人民参与的体制才称得上是民主的司法文化。胡适先生曾云文化是文明社会形成的生活方式，[3]同理，法律文化就是人类公共政治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实有误解。所谓想法文化就是我们对法律现象的全部认识，包括期望、构思、理解、判断等等。

我们不要反过来因小失大。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权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